文章來源︰明報 8-9-2009 文／鄭依依 編輯：黃靜
陝西、湖南的集體鉛中毒接踵爆發，武崗巿的1300多名兒童疑血鉛超標，投訴、上訪的家長以千計，集結孤身個人之力控訴冶煉的企業無良地損污自然、危害生命。
當內地經濟工業急促躍進，城巿的「現代化」往往便造成鄰近鄉鎮的生態災難。本世紀初，內地媒體曾報道「癌症村」的出現，近10年以來問題並沒解決，甚至爆炸性增多，遍及全國，各媒體曾公開報道與紀錄、具確切地址的行政村便達110多處。今年4月號的《鳳凰週刊》再予調查報道，以封面專題「中國百處致癌地」，錄下村民的最後哀號。
「癌症村」並非嚴謹的科學概念詞，然而以量計，這些身染重疾的農村已達不可忽視的數，它們大都有不成比例地多的癌症患者、死亡率高的特徵，處於城巿工業園的周邊地帶，河流下游、礦山附近，污染源頭不一而足，工業廢水、廢氣、廢渣以至重金屬與村民共同生活，滲入其生命而害之：
1.在廣東韶關翁源縣新江鎮，開採礦山的大量廢水流入上壩村等5個村莊，「魚米之鄉」的耕地轉眼變色為棕紅，鴨子下水後最快四五小時內死亡，村內皮膚病、肝病、癌症爆發。
2.湖南益陽巿南縣廠窖鎮全固村內，井水壓出後竟可以打火機點燃。該地亦是戰時日軍投彈之地，數十年來寸草不生。
3.河北涉縣沿太行山南麓、漳河水系分佈的固新村等6、7個村莊，自1970年代初開始，轄內癌症患者明顯增多，1980年代，地區內的食管癌、胃癌發病率即為全國平均發病率的20多倍。
4.靠近農藥廠與化工廠的江蘇鹽城市阜甯縣古河鎮洋橋村，2001至04年有20多人死於肺癌與食道癌等癌症，村民睡覺時以濕毛巾捂口鼻；同縣楊集鎮東進村同樣受化工廠嚴重污染，01至06年間死於癌症者近100人，村民每天吃護肝片。
5.內蒙包頭打拉亥癌症死亡率為70.9％。該地區地下水溶解性固體、硫酸鹽、總硬度、氯化物分別超標3.8、9.9、4.9、0.8倍，而癌症源頭為「包頭鋼鐵」放射性毒水污染，10多年間77人死於癌症。
……
城市發展 周緣犧牲
工業礦業的污染帶來各式的頑疾，含放射性物質與複合化學類廢水多引發白血病；土地和井水受污染的村多發肝癌、胃癌、食道癌等消化系統癌症；空氣污染引致肺癌等呼吸系統疾病……而無論哪種癌症都趨向年輕化，最小的死者僅12歲。
距離北京天安門只有50公里的夏墊村內，因白血病告別17歲生命的馮亞楠便是眾多受害者之一。
《鳳凰週刊》記者鄧飛追溯這嚮往當演員的活潑女孩患病經過，發現她在2006年初發病：醫生告知她的父親馮軍，「如果沒有家族遺傳，得白血病往往和環境污染有關——城裏孩子大多因為室內裝修的甲醛污染，而鄉村裏的孩子一般是因為環境污染。」
2000年，馮家馬路對面的金銘公司開始運作，2005年6月廠房擴建，工地上有大量地下水湧出，一道溝渠將地下水直排到繞夏墊村而行的鮑邱河。溝渠正在馮家西側，距離不到10米，異味嗆鼻，馮軍連番交涉下公司轉用地下管道排入鮑邱河——馮軍懷疑，就此，他所打的井，井水被污染了。
接下來的是幾年磨人的耗費巨大的醫治過程，但這靠20畝地魚塘養家的農戶最終無法把女兒救回。狀告金銘公司一再落敗，馮軍得不到金錢賠償，還被無名者蒙頭揍打。
縱使馮軍的黨員身分、武警出身亦無助他討回公道的說法，但他在陷入與其他生態災難受害人一樣的絕望而不甘的境地時，仍堅持申訴。
在「先污染後治理」發展模式所催生的危局中，2002年以來，不知凡幾的村落相繼以「癌症村」、「怪病村」的面貌在中國各地紛紛出現，尤其集中於廣東、浙江、江蘇等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中的城市周緣。「癌症村」漸漸伴隨GDP高增長挽手出現。2008年衛生部和科技部就聯合發布的第三次中國居民死亡調查報告，指出癌症已成為中國農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，其中與環境、生活方式有關的肺癌、肝癌、結直腸癌、乳腺癌、膀胱癌死亡人數明顯上升，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尤其最大，過去30年分別上升了465%和96%。
流行病學調查和毒理學研究亦證實，環境污染可引致突變、致癌、畸形、生殖障礙等慢性遠期影響，尤其已知80％的癌症發病與環境、特別是與環境中的化學物質密切相關。
化學物質最容易透過水源進入並戕害人體：美國紐約史蒂文癌症中心對106名死於各種癌症的人的細胞研究發現，圍繞在癌細胞的DNA周圍的水，與健康人細胞周圍的水的結構不同。
而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亦有政協委員疾呼，一直沒有建立水質監測體系的農村水源污染嚴重，嚴重威脅農民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胡和平便批評中國飲用水水質標準過低，遑論可顧及保障環境污染中的鄉鎮農民：以砷為例，目前中國判定砷超標的標準為0.05mg/L，超標人口為289萬人——但按照世衛的水砷標準其實只有0.01mg/L，以此標準而言，中國砷中毒危害病區的人口高達1500萬。
法律「平等」
但縱使多方都覺察到污染對人體的危害，在目前內地的法學觀點而言，環境污染健康損害侵權訴訟與普通的民事訴訟仍有不同，污染與健康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難以確定，至今亦還沒有專門的環境醫學研究機構有足夠權威，可以擔當起污染損害健康的認定工作。
另外，由於醫學上往往只能確定環境污染是一個人患癌的原因之一，但在內地法律的困局中，案件的審判規則追究的是單一與唯一的原因，與外國法庭靈活把握因果關係判定不同，致令顯而易見的污染受害者亦無法勝訴。
法例亦無法監管與規治偷排私放的工企業，甚至有慫恿之嫌：由於污水處理技術的落後，一噸污水的處理費用要達1.2至2元，一間工廠若每天排放污水十幾萬噸，治理費便達十幾萬以至幾十萬元。但若企業偷排私放，即使被發現，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罰20萬元。權衡兩法利益，循規蹈矩的成本竟會比違法高出千百倍，企業自然選擇放棄污水處理。
而人命代價，便由無力承擔的農民付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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